====== 还谈“理性” ======


--- //谢作诗 2007/01/17 //
沈阳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熊秉元先生的文章是我最爱读的文章之一。拜读先生“刻画经济人”（《茶座》第8辑）一文，很受启发。借机也想谈一谈自己对于理性的理解。

所谓[[micro:rationality|理性]]，不是别的，乃是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

首先，理性不是追求财富最大化，不是追求名气最大化，也不是追求别的什么最大化，而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者，心灵之感受也。效用不仅来自于物质享受，还来自于精神享受。效用的评价主体只能是当事人自己。只有当事人自己的评价才是最可靠的评价。所以，利己可以是理性的，利他也可以是理性的；守财可以是理性的，乐施好舍也可以是理性的。效用函数不同是也！

其次，这个效用最大化不是抽象的，无条件的，而是具体的，有条件的。理性的含义之一即是讲条件，而不是不讲条件。所以，肯尼迪追求梦露，我不为麦当娜所谜；城里人送孩子学这学那，农民不送孩子读书；这都是理性的。约束条件不同是也！

再次，虽然理性要求讲条件，但重要的是当事人主观认识到的约束条件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约束条件。理性是与完全理性、有限理性不同的概念。理性的实质不在于能否正确地认识客观环境并拥有正确的信息结构，而在于是否根据自身所认识到的约束条件和所拥有的信息结构寻求该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所以，昨天我买了十张股票，今天股票大跌；下午我浇了草坪，晚上就是一场大雨；这都不否定我的理性。以我昨天所拥有的信息结构来看，股票就是要涨嘛！谁又想到晚上要来一场大雨呢？

是的，人是理性的，理性是无差异的，理性又是普遍的。

人是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这不是满足约束条件的行为一定是也只是导致了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的吗？但是这个反复并不简单。它使我们关注于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行为，而不是关注于这样的行为合理不；在效用函数（偏好）既定的情况下，还使我们把经济分析的重心放在了约束条件上。把分析的重心放在约束条件上，关注于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行为，而不是关注于这样的行为合理不，这正是经济学魅力的特别之处。

人是理性的，这还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在效用函数（偏好）既定的情况下，“既然人们已经在他们所允许的范围内做出了最佳的选择，那么当发现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最优选择不相符合时，要真正改变个人的行为，就必须从改变限制个人选择的外部条件着手。否则，立意再佳的政策也必将是徒劳无功的。”

勿庸置疑，人的行为深受效用函数（偏好）的影响，效用函数（偏好）也是可以改变的。然而，经济学家仍然可以视效用函数为既定。这是因为，诚如张五常所讲的：“单以偏好的转变来解释行为，空空如也。”“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偏好转变的成因。但如果知道成因，我们就无需提及偏好的转变。”经济学家视效用函数为既定。通常他们所做的假定是：对于各种物品和服务来说，有比无好，多比少好；对于为获得这些物品和服务所要支付的成本来说，无又比有好，少又比多好。这也是说，他们假定人是自利的。

在我看来，一切都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结果，一切也只能从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来得到说明，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这是经济学最大最高的原理。五常先生在“纯真的学问很迷人”（《茶座》第8辑）一文中说：“只说了几句话我就知道是遇上了一位顶级人物”；他又对亚当·斯密五体投地。我这学界晚辈，见他反复强调“局限条件”，又怎能不认为他是大师，并对他五体投地呢？

有没有不是追求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人呢？或者说，有没有不导致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行为呢？也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这不重要。

我反复说（当然没人听），从根本上讲，一切科学的理论都是公理体系。作为公理体系支点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是不可以证伪的。

我也反复说（还是没人听），事物是复杂的，世界是无穷尽的。这意味着不是一个或几个公理体系就能刻画和反映这个世界。

但这无妨。公理体系的要害不在于公理假设本身是否正确（与现实相符），而在于它们之间是否满足相容性、独立性和完备性。欧氏几何假定“在平面上，过直线外一点能且只能引一条直线与这直线平行”，非欧几何假定“过直线外一点可以引两条直线与这直线平行”（两个理论体系在前提假设方面也仅仅这么一点不同）。他们没有为平行线是否相交而争论不休，也没有因为自己得出“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 ”的结论就否定对方，对方也没有因为自己得出“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大于 ”的结论就不承认别人，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人是否是理性的而吵个不停？

企图用一个公理来全面地准确地刻画这个世界，即使只是这个世界一部分的人，办不到。我们也不能刻意去真实地再现这个世界，一张1:1比例的地图又有什么用呢？缺陷吗？是有的，但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任何人当然可以另起炉灶，用人是非理性的或者1/3的人是非理性的2/3的人是理性的或者别的什么去构造自己的“非欧大厦”，我们乐于看到这样的大厦在我们眼前拔地而起！